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与它折射出的理念维度

发布时间:2019-02-13  栏目:人才招聘  评论:0 Comments

   这些天忙着上课,也忘了到“豆瓣”上逛逛,今天上来一看,让我大吃一惊,初次“登台”,自己应着兴致写的一些感想,竟博得众热心豆友的此般“捧场”,甚是感激!
    也许文章写得有些随意,在逻辑思辩上难免有欠妥之处。但我得对我的思想和文字负责,为了让观点阐述更为详实,也为部分豆友释疑,在此做一些拙劣回应。
    的确,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也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只有人去适应环境,从来没有环境来适应人。但我们必须明白大多数环境却是我们人自己创制的,少数的创制环境的人或群体本着自己的利益考量来约束大多数人,也许我们知道这些依然无济于事,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正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才有意念去争取肖申克式的“救赎”,记得片中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还有一段话“有些鸟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漂亮了,当他们飞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把他们关起来是种罪恶。”所以我们有必要并且必须知道我们是不是被“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体制)不一定仅仅是宏大的社会,也许还包括我们工作的单位、订阅的报纸、宣扬的思想等等,所以当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每年为高考而疯狂的时候,当我们学习某某领导的讲话或精神的时候,我们也许都在被关进某个隐形的“笼子”(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不过,就跟安迪一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救赎”,像人大的张鸣,《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储安平、罗隆基,《窃听风暴》中的特工魏斯曼。但大多数人都会某种程度地陷入“群体性无意识”或“群体遵从”(社会学概念),和平的年代我们不在乎,但是到了动荡的年代我们就极可能被体制背后的人所操纵,成为《乌合之众》中的“群氓”,回想祖国母亲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运动,罪恶不是某个领导人一人铸就的,其直接的推动者或践行者就是一些“体制”中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他们只生活在一种可能当中。
   我们似乎也只生活在一种可能当中,所以《走向共和》在某个领导的话语权下成了禁片;所以在豆瓣上搜不到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所以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背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于是有了龙应台的《(不)相信》;所以我们的单位、学校每天都有如此多的“精神”要学习;所以《南方周末》换帅了《市民》被腰斩了。但当我们遇到老外的时候,却总要辩解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的教育是先进的、我们的政策是英名的,就像《骇客帝国》中Neo第一次看到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真相时的样子,有的时候“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走向共和》孙中山语)(不过今天“奴役”这个词应该换成“控制”)。
    也许整日为了生活而奔波的现代人,会觉得这些都是“肉食者”的“远谋”。知道也好和不知道也好,我们依然存在着、活着。但是记住“人权决不仅仅等于生存权”,如果我们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一点点越狱(《Prison
break》)意念,我们就会像《活着》(余华著)中的富贵一样,一生承受着时代和命运的煎熬。再看看《亮剑》(要看都粱的原著而非电视剧)中的李云龙“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个这下场?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啊,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奸臣啦,老子不干啦,老子回家种地去……
”,最后他“食指猛地扣动了扳机”饮弹自裁,在“作孽”的体制面前他没有选择活着,因为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他决不知道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他有天生的免疫力(就像他并不知道拿破仑,但却知道“集中打击”的战术)。当然这绝无让大家效仿之意,毕竟时代不同,“救赎”的方法各异,并不要求大家像”陶渊明隐居深山”,也不要求大家消极的“逃避”,要的仅仅是,大家知道一些主旋律之外的音符,“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李敖《胡适研究》)。
   “你曾经作过这样的梦吗,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你是否能从那样的梦中醒来?你能分辨出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吗?”(《骇客帝国》)。
   当然《肖申克的救赎》还有很多种品味的方法,值得咀嚼的东西还很多。比如说友情、信念等,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拙见和引申,仅为影评,非为政论!希望各位豆友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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