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此中无限兴 考古可醉人

发布时间:2019-02-11  栏目:新闻中心  评论:0 Comments

  宿白先生曾于1959年6月赴藏,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调查工作,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宿白先生回忆1959年西藏之行的时候说,“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6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宿白先生不但重言传,也重身教。他潜心治学,从不参加无谓的社交活动,但对于考古新发现,只要是身体尚可,他就会亲自去考察。我曾随先生赴内蒙古、河北考察,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先生已经调查完古城归来。到河北宣化调查古建筑的时候,先生告诫我要先看清楚再记录,自己则边步测边记录,当时的调查资料,后来发表在先生的《宣化考古三题》中。

1951年-1952年,河南禹县白沙镇准备修建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宿白先生主持了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1954年,宿白先生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

  1944年本科毕业以后,宿白先生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这个时期宿白先生听了许多外系的课程。如冯承钧先生的中外交通、孙作云先生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的古文字学、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等,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宿白于2018年2月1日辞世,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9月24日)

 

宿白先生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的秦大树曾师从宿白先生,在教学中就深受宿白先生这一理念的影响:“宿白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便要求学生‘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优良的学风,就这样一代代得到传承和发扬。

 

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不明确、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宿白一人承担了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其间正逢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宿白先生从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整到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学、行政和研究工作集于一身。先生不辞辛劳,排除纷扰,在1954年完成了白沙宋墓报告的编写。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白沙宋墓》于1957年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的一甲子,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园,一天星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是宿白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的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宿白先生认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对石窟寺遗址作忠实、客观和科学的整理记录,达到一旦石窟寺全部毁废后,能根据记录基本上恢复其原貌之标准;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思路,同样体现出宿白先生“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治学方法。

由于日本学者早在20世纪初便开始了对云冈的考察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研究文章,并出版了云冈石窟的图录。京都大学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1938-1945年间,利用八年的时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调查和记录,他们的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学调查报告》共十六卷三十二册,卷帙浩繁,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

 

1978年,宿白根据此前的成果,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这一系列新的研究结论使日本学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在《佛教艺术》上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的研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甚至质疑先生采用的文献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了论证。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系列的研究体现了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两个重要特点,也反映了中国历史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对待历史文献,二是中国历史考古学应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

  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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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近六十年来,《白沙宋墓》已经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一种典范。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风范也对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时写道:“重读《白沙宋墓》,使我体会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对宿白先生治学方法的认识。宿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所谓‘小处着手’是指微观,‘大处着眼’是指宏观,也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有机结合。治学要从微观做起,从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学的和历史文献学的)、鉴别史料(史料的真伪和来源)、利用史料(指尽量利用第一手史料),并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接近于史实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研究和阐述与当时社会历史有关的重大问题,这便是宏观的研究。微观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微观研究做得愈细致愈扎实,宏观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做微观研究很辛苦,要一丝不苟,求全求备,来不得半点马虎,稍一放松便会有所失误。做考古学的微观研究,其基础在田野考古上;历史文献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来说,与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力作。

 

《白沙宋墓》:一种典范

  宿白先生治学严谨,每篇文章都经过反复修改之后才会公开发表,绝大多数文章后来结集出版,每部文集结集出版的过程中,宿白先生都会亲自加以修订,如收录在《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中的《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文后注明“本文初稿写就于1997年,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11月”;收录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公开发表于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10月再版的时候,增加了两处注释,增补了四处内容,此文初稿成于1951年3月,至1987年10月校讫,已逾36年。宿白先生常说“校书如扫尘”,有些文集出版之后,他随即加以勘误。1996年《中国石窟寺研究》出版,宿白先生做了长达三页的勘误表。所以,宿白先生的文稿即使再版,也并不是原样重印,许多文章都经过先生重新修订。宿白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足以为后学者楷模。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弥高,常有媒体希望能采访先生,先生总是婉拒,说“我只是一个教员,一个北大的教员。”说到过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个词——“不苦”。
当大家祝贺先生获得“蔡元培奖”时,先生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一直泽被后学,也汇入北大学风与师风的长流。(作者朱亮亮)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2010年,先生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以考古、文史为主,不乏稀有的线装书、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赠捐赠书刊11641册、拓本135份。这篇赠书都是先生读过、使用过、批点过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是这位考古大家一生学术工作的积累,伴随和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发展、涵盖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且比较系统完整,十分珍贵。2011年,经过各方的筹备和努力,宿白赠书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311室正式向读者开放,几千册珍贵的书籍在架供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又一笔财富。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在宿白先生年近70,受西藏文物部门之邀,为了整理1959年藏地佛教遗迹调查资料而进行的研究成果,被学界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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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40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历史课让宿白感到新鲜、充实,“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这些知识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北京大学以及当时从燕京大学转到北大来的名师,为宿白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毕业后,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期间不仅专注历史考古学,还涉猎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冯承钧先生教我们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我很有兴趣。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在研究生阶段,我还学过版本目录,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这些外系的课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宿白先生后来在魏晋考古、佛教考古、汉文佛教典籍目录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与当时的博采众学、兼收并蓄有着很大的关系。

  宿白,字季庚。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兼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兼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美国洛杉矶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2000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白沙宋墓》《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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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很多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或者再传弟子。宿白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诸方面,成就斐然。但是,这样一位被誉为是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外界却知之甚少。在为数不多的采访当中,他也只是谦逊地称自己只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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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微知著,融会贯通

正是从云冈石窟开始,宿白先生开启了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从缪荃孙抄《永乐大典》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记录了大同云冈石窟的重修情况,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先生1951年写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结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又经长达五年的反复修订,发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为他的古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先生晚年的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共计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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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白先生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参观过云冈石窟,深为“巨壮,世法所稀”的云冈石窟造像所吸引。1950年,宿白先生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的雁北文物考察团的勘察,又曾到大同云冈考察。次年宿白先生去敦煌勘察石窟,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就是从云冈和敦煌开始的。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敦煌七讲》的专题讲演中,正式提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徐苹芳先生指出:“什么是石窟寺考古学?简单地说便是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石窟寺遗迹。考古学的方法最基本的是层位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但是,石窟寺遗迹属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毕竟和史前考古学上的各类遗址不同,如何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清理、记录和研究石窟寺遗迹,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曾有人这样概括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
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成为北大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这样一部“微观”与“宏观”相互结合,“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典范之作。

筚路蓝缕 开启西藏考古之路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了一甲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先生在总结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作出的贡献时说:“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从上世纪40年代进入北大史学门,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让他始终兴致盎然、矢志不渝的历史考古事业。

  2013年,宿白先生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在相关的报道中,有一位记者用了《此中无限兴考古可醉人》作为标题,文中写道:先生的人生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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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示范,桃李天下

宿白先生全家福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洛阳实习 

  2016年5月,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94岁高龄的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宿白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

宿白先生(后排右一)与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苏秉琦等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协会中国视察团

  心无旁骛,醉心考古

宿白先生1948年即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虽然于1992年退休,却并未因此而远离讲坛,耄耋之年还在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开设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实习。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为考古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汉唐宋元考古课程,主要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回忆:“宿先生讲课极为认真,事前都写好详细的讲稿,课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献,即便是较大段落,也亲自板书,供大家抄录。讲起课来也很和蔼。”宿白先生备课的认真,没有亲临课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讲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类手绘图,先生对待教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折服。

 

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过了他的91岁生日。出生于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一生经历了民初的军阀割据、日军占领时期的统治、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却显得波澜不惊,或深入田野、或埋首书斋,始终在历史考古研究和教学的天地里,求学、治学、讲学,心无旁骛,如痴如醉,成就了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国现代考古教育的大家。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中的一段话:“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再次赴藏的时候,得知当年调查的有些遗迹遗物已经不存在。西藏归来,他开始整理30年前的调查日记,此时他已经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参考了260余种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1996年完成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在这本书中,宿白先生主要从寺院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局部构件——柱头托木的演变两大方面,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54处寺院、89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列出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结合这个分期,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先生自陈:“写的时候,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无法顾及其他。”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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