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熊月之:开埠以后,上海何以快速成为中国最重要城市?

发布时间:2019-11-09  栏目:新闻中心  评论:0 Comments

至于那些具体的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瑛,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

摘要:为什么上海城市那么特殊?这跟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路径、社会结构有重要关系。

上海;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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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人类城市史上,中国城市可谓“独树一帜”。它与欧洲城市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同?又呈现出怎样的历史发展脉络?江南地区为何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地区?江南文化与上海城市文化又具有哪些特质?日前,上海社科院熊月之研究员在2019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以“中国历史与城市文化”为主题作了演讲。

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于现实,影响着未来,植根于历史。上海围绕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要打响文化品牌,辉耀文化光芒,增强文化魅力,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与来龙去脉,理清当代上海文化是如何由前天、昨天一步步递嬗演变而来的,理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

中国历史与城市文化是个极其宏大的题目,我这里只能鸟瞰式地、蜻蜓点水式地从中国城市历史概况、江南城市文化与上海城市文化三个方面,向大家做些介绍。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从北到南”: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

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奠基

中国城市历史相当悠久,数量众多。在人类城市史上,中国城市可谓“独树一帜”,这一方面表现在它的发展道路很独特,另一方面在国家结构中,城市功能也很独特。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中文“城市”,既可以译成city,也可以译成urban,都是一个词。在古代,“城”是wall,主要是防卫功能;“市”是market,主要是交易功能。所以,起初“城”“市”是两个独立的词,后来才合成“城市”。但实际上,有些地方有“城”无“市”,有些地方有“市”无“城”。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和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

中国不同时期的城市,特点很不一样。我们通常将其分成如下几个时期。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许多读书人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当铺,办鱼塘,出租土地,日子过得很滋润。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计。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土地经营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淮安,山东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山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
(1604-1677)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

第一个是先秦时期。各位如果对中国古代史稍有了解,就会对如下这些地名比较熟悉,譬如临淄、咸阳、邯郸、曲阜、洛阳、成都、郢都、姑苏等。这些都是城市名。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在秦以前,夏商周时期,中国城市主要分布在北方,在黄河流域,而南方很少。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先秦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主要在黄河流域。我们今天所在的上海地区,先秦时期,还处于很边缘的位置,甚至还没有“上海”这个名字。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
《十二楼》等一批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和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这正是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以后普通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表现,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是产生艳情小说的中心,作者主要是江南下层文人,艳情小说故事发生地也主要在江南。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积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风俗趋于淫靡,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也以这一带为清查重点。

第二个是两汉时期。原有的城市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咸阳的地位已经让给了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部分城市仍然继续存在,例如洛阳;部分在先秦不很重要的城市,仍然处在边缘地位,例如广州。但是,两汉时期,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渐往东南方向移动了,长江流域得到了较多开发,长三角地区除了苏州,还有广陵,两湖地区有了长沙。

其三,讲究物质生活,追求新奇享乐。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饮食方面更是奢侈成风,缙绅之家设宴,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从苏州到松江、上海,无处不然。

第三个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城市越发多了起来,也越发重要起来。像建康、扬州、姑苏这些城市,都比以前繁盛了很多。

其四,高度重视实学。明清时期,江南学者在实学方面有相当突出的贡献。明代与西洋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著名学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学方面做出非凡贡献的徐霞客、顾祖禹,都是江南人。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清代学者所编《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

第四个是隋唐时期。中国在唐后期开始重视海上贸易,广州得以较快发展。钱塘、扬州、金陵等南方城市,已是全国非常重要的城市。

其五,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全国各地域文化中,都有爱乡爱国的传统,江南在这方面也很有特点。这不光表现在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也不光表现在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还表现在江南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抵抗强敌的精神力量。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爱国主义营养。

第五个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宁波、泉州等沿海城市发展起来。海上贸易在宋代很受重视,是因为两宋时期,西夏等政权阻断了中原与中亚之间的商路,宋王朝不得不重视海上贸易之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一带一路”中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

其六,分工细密,技艺发达。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裕读书人,在温饱无忧以后,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有的绘画,有的写字,有的写书,有的刻书,有的旅游,有的研究园林之道。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作者魏学洢是明末浙江嘉善人),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都在江南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第六个是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南方城市相当兴盛,诸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福州、广州、明州等,而西安、洛阳、开封等内陆城市,渐渐就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展现人的才华、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这些特点到了近代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创新性、开放性与爱国性等特点的奠基与先导。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又出现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内地城市,没有沿海城市发展得那么快,有些甚至衰落下去,而上海、天津等跃升为全国性的重要城市。对此,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从政治功能到社会功能的转向

在谈中国古代城市特点前,有一点要说明,中国城市化率在近代以前一直很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城市人口才占了10.64%,也就是说差不多90%的人还是生活在农村。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化率有所提升,但还是很慢,到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才达到17.92%,超过80%的人口依旧生活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脚步加快。到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0%,这是历史最高点。

下面来谈谈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近代之前中国城市特点,首先是政治功能为主。从秦汉到明清,没有一个城市是独立的行政实体,没有一个城市有单管城市事务的市政长官。省城、府城、县城,都是跟省、府、县等行政系统紧密联系的,都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一个结点。

第二个特点是,城市的定位与行政等级体系相一致,省城级别比府城高,府城比县城高。上海在1843年以前就是一个县,而松江是府。

第三个特点是,城市没有独立自治权利。如果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管理方式,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明是一个城市,通常是两个县甚至三个县的机构在那儿管理,唐朝首都长安,分为两个区域,以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为界,东西两侧,东面属万年县,西面属长安县。明代的南京,分属上元县与江宁县管辖;清代苏州府城由长洲、吴县分管;杭州府城由钱塘、仁和两县分辖。中国的城市变成独立的行政实体,是到1909年有了法规,真正实行是在民国以后。

第四个特点是,与农业紧密联系。在近代以前漫长的时期,中国都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家长教育子孙,强调的都是两个字,耕、读,一个是种好田,一个是读好书,可见“农”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城市的发展跟农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城市在总体上是消费性而非生产性的。在城市中除了官府机构以外,就是教育机构、宗教机构、手工业者,还有就是农民进行物品交易的地方。

第五个特点是,城市规模很小。中国疆域那么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但是城市的规模大多很小。长安、北京、杭州等首都例外,通常很大,唐代长安城最大时有80多平方公里,清朝北京有60多平方公里。省会城市也比较大一些,但不是很大,湖北省会武昌城约为8平方公里,河南省会开封城有9平方公里多一点。一般县城都不大,比如山西平遥县城大约2平方公里,上海县城也就2平方公里多一点。因为以农为主,农民要种田,但田地一般比较分散,离城较远。农民如果住到城里来,会很不方便。所以,遍布各地的是一个一个村庄,若干村庄之间会有一个小的集镇,那集镇大多没有城墙。

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结构、生活特点颇为不同。唐代长安分成西市和东市,位于城市两头。西市主要交易的是百姓日用百货。东市跟朝廷机构靠得近一点,所交易的有很多奢侈品和高档物品。无论是西市还是东市,到了晚上都要关闭,因为夜里不可以在路上行走。所以,唐代以前的城市基本没有夜市生活。宋代以后,城市生活有了较大变化。《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宋代的城市生活。首先,交易地方更灵活了,交易地方也更大了,原本有一些地方是不准买卖东西的,现在可以在那儿买卖了。其次,时间也延长了,原来规定晚上要闭市,从宋代开始有夜生活了。《水浒传》中就有对夜市的描写。再次,交易的东西也多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也丰富起来了。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史,会特别强调宋代以后,因为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跟这个变化有关联,从宋代开始,商人地位变得重要了。中国原来的社会等级次序是“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等。宋代以后,尽管人们嘴上还是说“士农工商”,但实际上商人地位已比农民高,排在“士”之后。

江南繁荣的原因在哪里?

下面讲一下江南城市文化。先给大家看一首《忆江南》。这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名篇,一共三段: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所忆杭州、苏州,是江南最著名城市,所忆内容,有自然景观,也有人文风情。可以看出,白居易对江南印象非常好。

白居易是从内地来到江南做官的,通过他的词来理解那时候江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比较有意思。唐代以后描写江南优美的诗词文章极其丰富,但如果关注一下这些人的出生地会发现,以那些非江南出身的读书人的感受尤其深刻,包括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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