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考古路 殷殷田野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6年度田野考古汇报纪要(下)【金沙澳门官网】

发布时间:2019-03-03  栏目:新闻中心  评论:0 Comments

(接上)

(接上)
 

  2017年12月26日上午,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汇报工作继续由室主任徐良高研究员主持。

  2016年度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的考古发掘
 

  丰京遗址钻探和大原村制陶遗址发掘
 

  艾力江助理研究员对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的发掘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首次利用中国田野考古铲探方法,发现了明铁佩古城的外郭城。外城四面城墙大体可以复原围合,外郭城面积约2100×1300米,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代城址。这一发现,以确凿的考古资料明确了明铁佩古城外郭城的存在和范围。同时对马面进行了发掘。二、在内城南城墙内发现一处手工业作坊区遗迹。清理出土坯房址5间以上,房内有火灶、堆石等遗迹以及大陶瓮、磨石、兽骨残骸等遗物。初步明确这是一处可能与皮革加工有关的、功能完备的作坊遗址。此次发掘,不仅明确了大瓮与其周边的火灶、堆石、废弃坑等相关遗迹的共生关系,最为重要的是明确了作坊遗址的建筑分布与状况。三、发现并发掘了明铁佩古城内城西城门遗迹。西城门是明铁佩城址目前所知的唯一一座城门,西城门规模宏大,门址两侧有高大的塔楼形马面设施。四、在外城东墙附近发现了一处墓葬区,并清理了其中一个完整的墓葬。该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随葬品丰富,该墓葬打破外城城墙,系在外城墙堆积上营建而成,这些出土的随葬品和人骨,为进一步确定城墙废弃年代下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标本。明铁佩古城的发掘,使得国际学术界重新定位明铁佩古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和古代中亚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在境外开展的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建设层面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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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陕西户县兆伦西汉铸钱遗址(锺官)的考古勘探
 

付仲杨副研究员代表丰镐工作队汇报

  徐龙国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陕西户县兆伦西汉铸钱遗址(锺官)的考古勘探情况。勘探工作自2015年12月开始,范围西起凿齿村,东至大原村,南起眉坞岭,北至108国道。首先在已知钱范出土区进行重点勘探,确认其范围及埋藏情况,然后在上述范围内对现有的道路、沟渠两侧进行线式勘探,同时进行地面踏查。勘探确定了钱范分布范围。钱范主要分布于兆伦村两河口以北至石桥村以南的长条形地带,新河两岸较为集中,并在石桥村附近勘探发现了3座窑址。同时新发现一座古代城址,确认了南墙和西墙,根据试掘结果初步推测,城墙建筑时代应不会晚于西汉中期。另外还在石桥村南勘探发现了3座窑址。城址的发现对重新认识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位置、规模和布局以及汉代以后锺官城的沿革历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另外,在大原村附近发现了6处夯土遗址和1条道路,推测这组遗址可能是西汉上林苑内的一处宫室建筑。
 

  2017年考古队对丰京遗址大原村东南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并对大原村西南制陶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制陶作坊遗址发现于2012年,发掘工作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进行。4月-6月,发现西周晚期横式陶窑2座及其操作间1座,西周晚期竖式陶窑3座及其操作间2座。10月至今,已发现陶窑3座及其操作间或与制陶有关的灰坑遗迹约14座。出土了大量细砂石、泥坯、陶拍、陶垫、陶轮盘、陶纺轮、陶丸等制陶遗物。其中陶坯出土数量较大,是说明制陶作坊产品的最直接证据。2017年的发掘表明,这一制陶作坊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可能竖式窑和横式窑并用,产品以隔裆鬲为主,并在丰镐遗址内首次发现两座陶窑共用操作间的现象。这一制陶作坊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全面认识丰镐遗址的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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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河北行唐县故郡遗址的新发现
 

  2016年度陕西西安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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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颖副研究员代表太行山东麓考古队汇报

  刘瑞研究员对2016年陕西西安秦阿房宫、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进行了介绍。秦阿房宫遗址位于西安市西郊沣东新城三桥街道聚驾庄村西侧。为进一步确定阿房宫营建之前的地形地貌,解决阿房宫选址及相关问题,2016年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上进行了穿透性深孔勘探。从现在勘探看,在阿房宫建造之前,所在地不仅地势较低,而且其分布着较宽广的水面,并不适合进行大型建筑营建。所以这一选址存在着强烈的人为选择。根据相关史料和勘探结果分析,当时存在一条穿过阿房宫,南至沣峪口北至嵯峨山的将关中平原一分为二的超长轴线,而阿房宫恰好处于这一轴线的黄金分割点上。这一超长轴线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可确定的最早也是最长的都城轴线,它的发现为秦始皇统一咸阳城的布局和中国古代古城营建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2016年栎阳城考古工作主要是继续考古勘探追踪郑国渠和白渠,基本确定了郑国渠和白渠的走向问题,并解决了郑国渠和白渠的关系。同时对三号古城南侧新发现遗址区的试掘表明,其可能是一个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对北侧建筑的试掘,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夯土台基与房屋建筑,在三号古城西侧试掘,基本上确定了古城的西界所在。在三号古城的发掘中,清理出大量红烧土块、丰富的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堆积,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丰富了对栎阳城的认识。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目前已发掘7000余平方米,2017年主要对三座车马坑和三座殉兽坑进行了发掘。墓葬与车马坑、殉兽坑间有相对固定的分布规律,一般主墓在西,车马坑与殉兽坑向东次第排列。以二号车马坑为例,二号车马坑内东西纵列摆放1辆小车和4辆驷马独辀车。小车置于坑的最东端,未见系驾动物。四辆驷马独辀车,16匹马杀死后摆放在车辆系驾位置。4辆车车舆表面或以红黑、红黑白色漆绘,或贴饰金箔。每车所属马匹的装饰异常华丽,且各不相同,一号车以铜构件编串而成鞁具和挽具装饰,二号车以骨泡、骨贝编串而成鞁具和挽具装饰,三号车以海贝、包金铜泡及铜构件编串而成鞁具和挽具装饰,四号车以海贝、骨贝及铜构件编串的鞁具和挽具进行装饰,还有多层皮条编串的辔头装饰。二号车马坑东侧殉兽坑坑内分三层埋放牛羊马头蹄,初步确定最小个体数羊头逾280个、牛头26个、马头22个。另外,还发现居址内部分灰坑瘗埋人骨和积石墓设头龛等特殊现象。这一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为研究北方戎狄族群华夏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2016年度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情况。2016年渭桥考古工作主要包括:1、经勘探和调查,在相关区域内未发现桥桩等遗存,据此进一步排除了存在厨城门二号桥的可能。此外,还对厨城门三号桥的进行了一定范围的钻探,基本确定了厨城门三号桥的走向。2、为配合回填,与相关公司合作,完成了回填区域遗存的三维资料采集、建模等工作,并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开展了石构件文字、图案绘图、拓片等资料提取工作。3、对厨城门一号桥端开展了解剖清理。在厨城门一号桥北端的东西两侧,分别清理探沟一条。其中一条探沟位于一号桥东侧的探沟,另外一条位于一号古船的东侧和南侧。通过在一号桥西侧探沟的清理,揭露至少存在两期桥桩的营建过程,晚期桥桩埋深浅而桥桩较细,早期桥桩埋深较深而桥桩较粗。同时,通过对西侧探沟的清理,发现了西南—东北向冲沟,进一步确定了在2015年发掘已发现的渭河改道的方向,是在一号桥西侧由西南向东北将渭桥西侧桥桩冲断、冲毁,并继续向北冲毁渭桥北端的认识,为渭河变迁研究提供了新资料。4、开展了2012-2015年出土遗物的室内整理,为下一步尽快开展全面资料整理并完成报告编写奠定了基础。2016年度的考古工作不仅解决了厨城门桥群的数量和布局问题,还通过发掘,从地层学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对厨城门一号桥的营建、修缮、废弃乃至渭河改道等的相关认识。

  汉唐考古研究室的汇报工作由室主任董新林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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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会现场

  2017年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6年度河南汉魏洛阳城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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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研究员代表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汇报

  钱国祥研究员对2016年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的发掘情况进行了介绍。本年度田野工作主要围绕太极殿殿基北侧、太极殿宫院东北角、西南角和东南角四个地点进行发掘。一,首先,明确了太极殿宫院东北角的确切位置和建筑格局,在宫院东墙与外侧宫墙之间有宽约4米的夹道。其次,究明了太极殿东北部大型院落的建筑格局,整体为东西长方形,分东、中、西三组院落,之间有门址相通。中间有门通向东堂,确认了东堂基址东侧一座方形台观式建筑基址,其是否与太极殿和太极东、西堂等共同构成太极殿宫院北侧居中对称的五座大型宫殿建筑组群,值得关注。二,基本确认了太极殿宫院东南角的界限。三,主要对太极殿宫院西南角中间院落内北魏时期的三处大型砖池遗迹进行了清理。在院落西端砖池1底部解剖,发现汉代南北向排水涵洞。砖池性质和功能,目前尚未确定。根据柱网,初步推测西南角院落2应为一组围绕着中间砖池具有平座的围廊建筑。四,对太极殿北侧建筑基址的勘察发掘。发掘确定了太极殿曹魏夯土基础的北缘和同时期的砌砖暗渠。基址规模较大,尚存柱础与墙垣,推测可能为廊庑或门址,目前发掘尚在进行中。另外,在田野发掘工作之外,还进行了宣讲和媒体宣传等一系列公众考古活动。2016年的发掘对于了解太极殿所处宫院的规模范围、宫院各组建筑之间的配置关系和这一时期的宫室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
 

  秦汉栎阳城位于今陕西西安阎良区,是秦献公、孝公时期、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及汉初时期的都城。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2017年的考古工作主要对三号古城内三号、四号建筑基址和手工业作坊区进行了勘探,对五号建筑和早期城墙进行了试掘。确定了三号建筑西界,发现了从南侧登临三号建筑的坡道、空心砖踏步等遗存,出土了一件可拼对的基本完整的长73、最大径63厘米的巨型筒瓦。清理四号建筑的西墙,确定其为东西向排房建筑。在五号建筑东部南北两个房间内发现性质为浴室的地漏设施,在四号建筑西北侧发现两两成对的四个大型灶。这些新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大量筒瓦、板瓦、瓦当等,不少器物上有“栎阳”、“宫”的刻划文字,表明遗址所在即为文献所载中的栎阳,清理出的半地下室建筑、浴室、壁炉、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遗迹遗物,将三号古城试掘发现的夯土建筑指向秦最高等级宫殿建筑。目前可以确定,三号古城建筑应为战国秦都城栎阳所在。

  2016年度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
 

  陕西西安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何利群副研究员对2016年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的发掘、遗物出土等情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揭露了2号建筑这座规模较大的殿堂类建筑遗迹,为探讨核桃园遗迹群的性质、北朝晚期大型建筑技术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核桃园2号建筑基址保存状况较好,坐北朝南,是一座大型殿堂类建筑。大殿两侧衔接有附属的连廊,连廊的东西两侧各建筑有垂直于殿堂的多间廊房。大殿平面呈横长方形,地下基槽深约1.2米,范围和形状与台基部分大体相当。台基边缘有条砖包砌和碎砖填缝的痕迹,外侧为约1米宽的砖铺散水痕,铺砖散水的外缘以规整的三角形砑砖砌边。台基四角均发现有夯土中掺杂大量碎瓦片的迹象。大殿南面双阶,北面单阶,可以推测出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的结构。大殿东、西两侧南端衔接建有连廊。东侧廊房揭露出6间、西侧廊房揭露出5间。廊房散水外缘的三角形砑砖与大殿外围砑砖、连廊砑砖连为一体。出土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板瓦、筒瓦均破损严重,几乎不见较完整者,许多板瓦和筒瓦上都发现有戳件。瓦当均为莲花纹,还出土了石刻兽首、莲花陶座等遗物。核桃园建筑基址群的发现与发掘,为我们探索邺南城外郭城的布局和范围以及里坊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号基址及附属建筑保存信息丰富,基本形制与格局清晰,是研究北朝晚期大型宗教建筑不可多得的实例,为探讨北朝寺院空间布局与结构、建造技术与工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还配合文保中心对北吴庄出土佛像进行了修复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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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锋副研究员代表陕西第二工作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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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7年主要对新发现的古代城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并对钱范分布区和陶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基本确定了古城的范围。经钻探发现,城址西城墙的南部呈东南-西北走向,长约380多米,宽13-16米。西城墙北部稍向东折,这修正了以前对西城墙位置和走向的认识。在兆伦村北部勘探发现一道东北-西南向的生土梁,大体与南城墙平行,可能为北城墙所在地。城址可能无东城墙,而是以苍龙河为界。另外,考古队还在三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其中两处位于钱范分布区,一处位于城址北侧。在钱范分布区边缘清理出一座窑址,出土遗物的时代为西汉时期,不排除属于西汉窑址的可能性,且可能是西汉烘制钱范的窑。在兆伦村东北侧发现了大量的钱范堆积,可能是废弃堆积。2017年的考古发现,使得西汉锺官铸钱遗址的总体面貌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

  2016年度陕西西安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
 

  2017年度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宫院的考古发掘与收获
 

  李春林助理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考古队在陕西西安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情况。2016年的工作主要有唐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发掘、隋唐长安城西市西南隅遗址、隋唐长安城东市东北隅遗址勘探和发掘、大明宫中学校园内唐大明宫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定点定位、唐长安城兴庆宫遗址勘探、含光门遗址水害修复及保护考古、大明宫大福殿东北及北宫墙之间复原展示工作6项田野考古工作,获取了重要而丰富的考古收获。一、唐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发掘。完整揭露出2号夯土基址的核心区域,主要由南廊及中厅、东厢房、西厢房、中央庭院及双砖道、北堂等部分组成,院落组合规模宏大,布局对称严谨,建筑等级较高,或有可能为唐朝宰相们开会议事的中书省政事堂所在。二、唐长安城东市东北隅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清理出灰坑、井等各类遗迹,出土遗物达300余件。多为砖瓦类建筑构件,其次以陶瓷器居多,还有大量骨器、石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其中的莲花纹石础、“仙仁”羽人瓦当、莲花纹骨梳柄等都是不多见的精品。基本查明了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文化层堆积、保存状况以及遗迹分布的大概情况。三、唐长安城西市西南隅遗址发掘:发掘隋唐夯墙基址、道路、引水渠、井口、灰坑等遗迹。在南区发现两条5.5~5.7米宽的唐代“曲巷”遗存,并确认了西市西墙残段,对于明确西市的范围、进行遗址标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四、大明宫中学校园内唐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不同时期的墓葬7座,清理2座,墓葬多次被盗,其中规模最大者为2016DZXM1。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等随葬品,年代大致为东汉章帝—质帝时期。从墓葬建制规模和随葬品看,墓主身份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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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河南隋唐洛阳城宫城的考古发掘
 

钱国祥研究员代表洛阳汉魏城队汇报

  韩建华副研究员对2016年河南隋唐洛阳城宫城的考古发掘进行了简单介绍。2016年对隋唐洛阳城九洲池东侧,宫城大内西墙以东,天堂遗址以西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宋代磉墩建筑和水渠、唐代隔墙与门址建筑基址和水渠。宋代磉墩建筑由主殿、回廊、南北步廊和天井、踏步等组成。此次发掘的宋代磉墩建筑位于宫城大内西区东部一组,其形制、磉墩大小、排列都与该组有同一性,在其南、北、西三面均有宋代建筑发现,对于复原和研究宋代宫殿布局提供了可能。唐代东西隔墙与门址叠压在宋代基址下,仅存基础,依据遗迹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由门址与其两侧的隔墙组成,门址系面阔五间,进深2间的结构。隔墙呈东西向,位于门址两侧,夯筑隔墙夯土伸入门址基础三条南北两夯土之间,中间夯土基础有意做短,使与门址三条基础夯土形成咬合之势,以增强门址与隔墙间的牢固性。第二期:门址规模扩大,北侧增加筑东西一排夯土柱墩。南侧增补一凹形夯土条,隔墙继续沿用。第三期:基址保存较差,建筑形制不清。残存遗迹有踏步和夯土。第四期:门址废弃,仅存东西隔墙遗迹。这些发现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宫门建筑形制和宫皇城内的地理区划。此隔墙与天堂遗址区发掘的隔墙当是同一道墙,推断可能是贞观殿宫院的后墙向西延伸部分。2016年工作主要为解决九洲池与大内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九洲池排水系统与宫城大内水网的布局。同时关注宫城大内的宫院空间分布及单个宫院的规模、形制及相互关系。

  2017年主要对太极殿宫院东北角院落、北侧廊庑建筑、西侧宫门遗址等进行了发掘;并对北周时期在太极殿宫院营建的夯土基址位置和范围进行了勘探确认。经过历年发掘,对太极殿宫院东北角院落的完整布局有了整体认识。院落为东西长方形,东西长96米,南北残长27米,两道南北廊庑将院落分成西、中和东院。院落的外围廊和隔廊均由夯土隔墙、墙心柱及檐柱搭建而成。院落的东围廊也是整个太极殿宫院的外围廊,墙东侧为太极殿宫院东墙。中间为宽4.7米的夹道。在太极殿北侧发现一组东西向廊庑建筑,规模建筑结构与太极东堂北侧大型院落的廊庑一样,廊庑设有三处门道。经发掘确认,太极殿宫院西侧有一座带双阙的大型宫门基址。这些发现确认了太极殿宫院的东界、北界以及东北角的位置和太极殿宫院北侧的廊道门址与太极殿宫院西侧的大型双阙宫门基址,为了解太极殿和整个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时代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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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会现场

  河北邺城遗址2017年度考古发掘与试掘
 

  2016年度江苏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南城门、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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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勃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江苏扬州蜀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2016年主要对扬州蜀岗古代城址的南城门遗址西北部分和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2个地点进行了发掘。蜀岗南城门遗址揭露出了不晚于晚唐的南城门遗址的一个门道,包含道路、柱础坑、城墙等遗存,从各种迹象推测其当为第Ⅵ、Ⅴ期南城门的西侧门道。发掘区内与夯土墙体或门道相关的遗迹从早至晚可分为Ⅰ~Ⅵ期。出土遗物主要有南朝至隋唐时期的瓦当、杨吴时期的“官”字款砖瓦等。从现有发掘结果来看,隋唐时期蜀岗古城的南城门很可能有三个门道,再次说明其规模远非一般地方城市所比拟,当时的扬州城是一座都城级的城市。考古发掘结果结合历史文献来看:第Ⅰ期城墙与刘宋之前的广陵城南城墙相关,第Ⅱ期城门与刘宋所开南门有关,第Ⅲ期城门与萧梁时期的修缮有关,第Ⅳ期城门应为隋江都门遗存,第Ⅴ期城门为唐中书门杨吴天兴门,第Ⅵ期遗存应与南宋时期堡城宝祐城的南门遗址有关。对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的发掘,找到了汉~唐代的共5期夯土城墙、础石、有“北门”文字砖的城墙内(南)侧包砖墙、杨吴时期城墙外(北)侧包砖墙及其基槽等遗迹,明确了各期城墙的宽度及其叠压关系,并且找到与“北门”城砖同期的疑似城门燃烧后留下的木柱炭化痕迹,揭掉碳化痕迹后发现了穿过东西向城墙的南北向道路南端。另外,还对北城墙中段中部汉墓博物馆东侧南城墙东段西部内侧,雷塘路和堡城南路西侧等地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沈丽华助理研究员代表河北邺城队汇报

  2016年度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的考古发掘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是曹魏至北齐六朝故都。2017年考古队主要对南郭区核桃园2号及3号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同时对宫城区北部遗址进行了勘探与发掘。通过解剖发现,2号建筑基址地下基础由三道东西向条形夯组成,两侧连廊基础由两道东西向平行的条形夯组成,廊房的基础则为桑墩结构,与地面的柱网结构相互对应。基址两侧的6号和7号廊房基址向南北延伸。3号建筑基址由主体建筑、连廊和廊房组成,与2号建筑基址相似,并包含有至少早晚两期遗存。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等,比较重要的是2号建筑基址发现了大量琉璃瓦残块。宫城区北部发掘了一座大型夯土建筑,确认了一圈可围合的墙址,这些发现为探索东魏北齐邺城空间布局,复原宫城区平面布局提供了新线索和新资料。

  董新林研究员对2016年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的考古发掘概况进行了介绍。2016主要对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二号院南廊庑遗址、连接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的街道遗址等进行了发掘或试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宫城南门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四部分组成。东、西夯土墩台中间设单门道,进深8.2、宽约7.8米。城门之上建有木构门楼建筑。将军石南侧发现埋葬二犬二羊首的埋藏坑,应与城门营建时的祭祀有关。每侧保存有石柱础6个,即城门门道进深5间。门道两侧的城门作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栿,上立排叉柱。夯土墩台保存较好,墩台各面边壁包砖,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解剖情况可知,宫城南门在辽代可分为四次大的营建。第一次营建应是辽代早期始建;第二次扩建墩台,可能与文献所载辽太宗“辟承天门”有关;第三在墩台边壁上刷有白灰皮;第四次作包砖包石。城门及城墙在金代被彻底废弃,仅南北向大街沿用。另外,对皇城东门大街进行了发掘,清理了三层路面。对二号殿院落南廊庑遗址的西段进行试掘,初步确定二号院落的存在。主要收获有:一、宫城南门遗址是辽上京遗址已发掘门址中保存最好的门址。通过发掘,我们首次了解到辽上京宫城南门营建技术、形制结构及其沿革,为研究辽代门址提供重要资料。二、将军石南侧发现动物埋葬坑应与建筑祭祀有关,这是辽代城门遗址中首次发现这一现象。三、再次确认辽上京皇城营建之初,就是以东门作为中轴线、以东向为朝向进行规划布局的,整个辽代都没有变化。

  2017年隋唐长安城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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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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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考古发掘
 

李春林副研究员代表西安唐城队汇报

  杨勇副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考古发掘情况。大园子墓地位于云南省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是滇东高原一处规模较大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存。2016年对大园子墓地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分东部和中部两个发掘点。东发掘点共清理竖穴土坑墓74座。土堆内上下均埋有墓葬,大致可分4层。总体来看,上层墓葬较为稀疏,多成排分布;最底层墓葬分布密集,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墓坑也较长较深。多为竖穴土坑墓,长一般2米左右,宽不到1米。多数墓中可见板灰痕迹。人骨保存较差,被葬者一般头朝东南,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中部发掘点清理墓葬20余座。除手镯等装饰品外,随葬品多集中摆放于头顶位置,少数摆放于腰腹部。共出土随葬品近200件(组),多为铜器,另有玉石器以及少量木器,器类以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为主,很多铜兵器下葬时被人为弯折,有的甚至断为两截。铜器均有剑、戈、矛、钺、鐏、臂甲、削刀、锄、镯、铃、扣饰、泡饰、片饰等。玉石器主要为各种装饰品,有玦、镯、扣、管饰、珠子、剑首等。墓地年代可能主要在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前期。这种不断堆土并反复埋墓的埋葬方式比较独特,应是一种血缘纽带关系的体现。下层墓葬分布密集且打破关系复杂,而上层墓葬排列相对有一定规律,特别是出现成排分布的现象,或反映该人群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随葬品组合及器形均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色,尤其是“毁兵”习俗及不葬陶器是该墓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其独特的墓地结构和埋葬风俗,表明大园子墓地属于西南夷某一古国或部族的公共墓地,从地望看,很可能与《汉书》等文献所记载的漏卧有关。
 

  2017年的考古工作重点是长安城东市遗址和兴庆宫遗址的发掘。东市遗址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109个,包括灰坑、水井、道路、房基、沟渠等。道路与沟渠皆为南北走向,西部发现排列整齐的房基,多有较好的夯土,且有包砖散水,可能为临近井字大街的店铺遗址,中东部为灰坑密集分布区,多为手工业作坊的操作坑遗存。水井穿插分布在灰坑之间,基本可以判断这一区域是手工业作坊的遗存。出土唐代各类遗物500余件,以建筑构件为主,有莲花纹瓦当、筒瓦、石础等,另有三彩器、骨器、铁器、玉器、“开元通宝”钱等。这些发现再次明确了东市遗址东北部的文化层堆积状况。兴庆宫遗址勘探已发现18处夯土基址,多为大明宫太液池周边的堂、亭和连廊类等体量较小的建筑。其中位于西部编号13的水渠,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似与东市放生池相连,这一迹象为研究龙池的水源和兴庆宫的水网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6年度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南城门考古发掘与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
 

  河南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
 

  巫新华研究员介绍了2016年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南城门考古发掘与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的情况。2016年对北庭故城遗址外城墙南城门做了发掘清理工作。城墙及马面,都以夯筑的方法建筑。夯层直接坐落于原地面上,底部夯土较软。城墙及马面的夯土层、夯窝的建筑方式、方法相同,应为同一时间所建成,无二次修建痕迹。南城门城墙为唐代建筑无疑。城壕南北长35.8米。此次考古清理发掘工作,直接证明了现有古城遗址、遗迹均为唐代建筑。可以确认外城城墙的修筑年代为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一直在延续使用。无后期大规模重新修筑或修葺痕迹。基本解决了学术界的争论。另外,外城南城门遗址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是中原传统筑城技法在西域地区的推广使用之典范。也就是说现在的北庭故城是大唐北庭气象的遗存。对准噶尔盆地中部旧石器遗址调查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旧石器分布点在白杨河流域中上游均有发现。细石器分布点则主要在河流尾闾,即艾里克湖沿岸地带。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为建筑遗址集中分布区,其中石构遗址多达近千处。初步在卫星影像上统计的“库尔干”遗址数量已经有600多处。这一类石圈加石堆的“库尔干”遗址,类似于亚欧草原库尔干遗址,为探索其来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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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考古发掘
 

石自社副研究员代表隋唐洛阳城队汇报

  丛德新研究员对2016年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考古发掘概况进行了介绍。2016年度重点清理F1东北部的遗迹,考古结果显示此处为一座相对独立的房屋。面积略小于西北部建筑,在南墙的偏西处有缺口,判断为门址所在。通过发掘,明确了F1是一组由四个不同的功能分区组合而成的院落式建筑,院落内包括了居住、日常活动的不同空间,坐北朝南。考虑F1与周围石构建筑群的位置关系,显示该院落建筑组合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同时,2016年,考古队共发掘墓葬六座,分别编号为SM41-SM44,SM45、SM46,墓葬分布在阿敦乔鲁墓地南部,均属于典型的石围石棺墓。墓葬大多经过扰动,如SM42的盖板被整齐的竖起立在墓口的一侧(西端),另一侧则整齐的放在墓口上部。SM43被挪至墓口一侧,陶器依旧放在原位。从现场遗迹分析,这种扰动可能与迁葬或者毁墓的行为有关。2016年出土了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陶器,以及铜器小件等。出土陶器器底戳印蓖点纹的现象,与中亚的奥库涅沃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陶器一致,为进一步关注阿敦乔鲁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关系提供了线索。另外,考古队对阿敦乔鲁墓地SM9的石围进行了调查,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对博尔塔拉河流域的上中游地区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民族学调查,重点考察了牧民季节驻地的结构、组成以及转场的范围、模式等。这都为进一步认识阿敦乔鲁与博尔塔拉中游遗存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2017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清理出了宋代城墙、唐代城墙和唐代水渠等遗迹。其中唐代水渠位于西隔城西墙与玄武城南墙相接处内侧,发掘区位于水渠由东向南的一个拐弯处。经清理发现渠内堆积较为复杂,曾有多次较大的淤积痕迹,水渠在不同时期深浅宽窄不同,这一拐角遗迹为九洲池水系的西侧引水渠,这一遗迹的清理丰富了九洲池水系网,为进一步完备引水系统、区域平面形制复原提供了新材料。唐代城墙南北向城墙即西隔城西墙北端与东西向玄武城南墙夯土相接。城墙夯土西侧与玄武城南墙夯土有打破关系,城墙夯土东侧与玄武城南墙夯土连为一体。玄武城南墙与南北向西隔城西墙南北向夯土垂直相接,东侧相接处的夯土与南北向城墙夯土为一体夯筑,西侧相椄处的城墙夯土与南北向城墙夯土不是一体夯筑。这一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城址形制的复原和研究。

  2016年度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查干郭勒乡的考古发掘
 

  江苏扬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郭物副研究员介绍了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查干郭勒乡2016年的发掘情况。2016年发掘花海子托也勒萨依遗址,发现了埋藏于土里的3通鹿石和一些祭祀圈,揭示了这类遗址的内涵。发掘了山下查干郭勒河河谷地带两个地点的6座墓葬。同时考古队在江布塔斯村托斯巴水库墓地发掘了集中分布的4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一件陶罐,时代可能为公元前6-前3世纪。在另一个地点发掘了2座墓葬,2座祭祀堆,其中一座是石棺石堆墓,保存完整,有二次合葬的骨殖,无随葬品。另外一座在封堆中部下面发现石盖板,石盖板上有很多人工凿刻的凹窝,应当有特别的寓意。这些墓葬为建立阿勒泰地区青铜时代以及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也为认识三道海子礼仪为核心的游牧文化提供了早、晚两个阶段的文化背景。从三道海子的考古发现看,这里分布的以石围石堆和石堆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几乎都是祭祀遗址,这在蒙古西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也有分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可能是欧亚草原最早建立游牧国家的人群之一。三道海子遗存对研究游牧化、大型礼仪在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早期游牧王国组织能力、精神世界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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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与吐蕃时期遗址的考古调查
 

汪勃研究员代表江苏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汇报

  仝涛副研究员对2016年在青藏高原北部所做的前吐蕃与吐蕃时期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共调查吐蕃墓地10处、古城遗址5座、祭祀遗址3处,同时采集了大量标本。其中乌兰县泉沟墓地,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唯一一座吐蕃时期砖室壁画墓,壁画内容有出行、狩猎、宴饮等场景,破坏严重。面临墓葬再次被大规模盗掘的严峻形势,调查组与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葬的抢救性发掘制定了保护方案;伏俟城址位于共和县石乃河乡,通过航拍影像可以清楚得知这座城址的基本形制结构,城址分内外两城,只开东门,门外有一瓮城。城内自城门向西有一条中轴大道,大道两旁各有三个相连的房屋基址遗迹。最西端有一小方院,城内地面散布有少量的瓦片的陶片。外城长方形,现已塌陷,只略高于地平面,只存留有东、南、西三面。外城中部稍偏东又筑一条墙,将外城分隔成东西两部,西部较东部大近一倍,古城居西部中心。东部似为后来加筑的。这种城内有城,城外有郭以及中轴线为基础的建筑布局,反映了汉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点,又颇具民族风格。都兰县哈拉晒墓葬群位于艾力斯村扎皮沟四面环山的山前缓坡上,盜洞较多,2010年青海省考古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曾出土有彩绘木棺、金银饰物、丝绸等物。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可能存留有更多的墓葬。这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将会为探索青藏高原北部前吐蕃与吐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提供重要参考和线索。

  2017年考古队主要对扬州蜀岗古城北城墙东段西部城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经发掘,这一门址的时代从汉代延续到南宋时期。汉代的相关遗存包含门道、车辙、马道、门墩等。门洞为排叉柱结构,出口的拐角处对称分布两块方形角石,马道位于门墩内侧的东西两边,应该是西汉时期始建的门址遗存。东晋时期的遗存主要包括门道、门洞、马道和北门壁的包砖墙和散水面等遗迹。这些应该是东晋时期扩建的门址遗存。隋唐时期的遗存包含门洞西边壁北部东侧残存面和门洞内的道路等遗存。杨吴时期的遗存包含门洞及其内的道路、马道、包砖墙等遗存,南宋时期的遗存包含门洞边壁砌底部砖痕面及其内道路、柱坑等遗迹。以上的考古发掘,理清了这一门址从西汉时期到南宋时期的形制演变过程和增建情况,基本确认这一门址应为汉晋南朝广陵城的“北门”所在,为广陵城的沿革变化的逐渐清晰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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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学者进行汇报
 

  2017年辽上京宫城内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
 

  2016年度新疆乌帕尔乡阿克塔拉遗址的考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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